小说简介
主角是赵桂芬春燕的现代言情《城厢里的日子》,是近期深得读者青睐的一篇现代言情,作者“用背脊唱情歌”所著,主要讲述的是:,辽沈大地的寒意在风里扎了根。锦州市的天,总蒙着一层洗不净的灰,西头纺织厂的两根大烟囱从早到晚吐着青白的烟,混着辽河飘来的水汽、工人新村家家户户的煤烟味,还有巷子里飘着的咸菜香,揉成了这座工业城独有的味道,沉在城厢区的每一条巷弄里,刻进了铁西纺织厂家属院几代人的骨头里。,正走在一个新旧交替的岔路口。北京城的高层里正酝酿着改变国运的决策,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钟声还未敲响,可民间的风已经吹了过来——去年冬...
精彩内容
,辽沈大地的寒意在风里扎了根。锦州市的天,总蒙着一层洗不净的灰,西头纺织厂的两根**囱从早到晚吐着青白的烟,混着辽河飘来的水汽、工人新村家家户户的煤烟味,还有巷子里飘着的咸菜香,揉成了这座工业城独有的味道,沉在城厢区的每一条巷弄里,刻进了铁西纺织厂家属院几代人的骨头里。,正走在一个新旧交替的岔路口。北京城的高层里正酝酿着改变国运的决策,十一届****的钟声还未敲响,可民间的风已经吹了过来——去年冬天恢复的高考让万千青年重新捧起了书本,知青返城的**一道道往下传,让那些在乡下熬了数年的孩子终于有了归乡的盼头;工厂里的机器声也比前些年密了,停工停产的日子渐渐远去,布票、粮票虽还攥在手里,可市场上的东西,终究是多了些。锦州这座靠着纺织和机械立市的北方工业城,和无数同类型的城市一样,像一台停摆许久的老机器,正被时代的扳手一点点拧动,带着锈迹,慢慢转了起来。,鼎盛时厂里有八千多工人,铁西工人新村就是厂里盖的家属院,一排排红砖平房挨挨挤挤铺了半座山,三巷、四巷、五巷连成片,屋前屋后的小棚子搭得密密麻麻,有的当厨房,有的堆煤球,有的摆着咸菜缸和压水井。这里的人,几乎都是纺织厂的职工,祖孙三代都在厂里上班的家庭比比皆是。男人们大多是机修工、搬运工、保全工,女人们则是细纱车间、织布车间的挡车工,日子过得都是一样的光景:靠着死工资过活,双职工家庭算殷实,单职工的就紧巴,家家户户的衣裳都打着补丁,煤球炉一年四季不熄,咸菜缸是院里的标配,孩子们在巷子里疯跑,大人们在门口择菜聊天,谁家的男人喝了酒吵了架,谁家的孩子考了好成绩,谁家的闺女要嫁人,整条巷子转眼就知道。这是工人新村的日子,鸡零狗碎,吵吵嚷嚷,却藏着一股子扯不断的热乎气,是苦日子里熬出来的人间烟火。,一间二十平米的红砖平房,是一九六零年厂里分的,夫妻俩带着三个孩子挤了十八年。屋门是刷了蓝漆的木门,漆皮掉了大半,门楣上钉着一个铁皮牌,刻着“纺织厂职工王福安”。推开门是小院,也就几平米,墙角摆着两个咸菜缸,缸沿压着青石板,一棵老**长在院门口,枝桠伸到隔壁院,秋天落的**叶,能把院角的煤球堆盖满。屋里用木板隔出了一间小卧室,剩下的地方既是客厅也是厨房,一张掉了漆的八仙桌摆在中间,四条板凳靠着墙,墙上贴着一张泛黄的*****,画像两边是两张奖状,一张是王福安的“一九七五年纺织厂先进机修工”,一张是赵桂芬的“一九七六年细纱车间高产能手”。桌角的搪瓷缸子印着红底的厂徽,缸沿磕了好几个豁口,却是王福安的宝贝,天天揣着去厂里。,就扎在纺织厂里。男主人王福安,五十四岁,是纺织厂机修车间的老师傅,一九五二年进厂,干了二十六年机修,从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熬成了头发花白的老师傅,背微微驼了,手背上全是厚茧,指关节因为常年拧螺丝比常人粗了一圈,掌心还有一道十几公分的疤,是一九六九年修机器时被齿轮划的,那回差点丢了半条命。他性子木讷,不爱说话,却是家里的顶梁柱,每月四十二块五的工资,是家里最稳的收入。这辈子他没什么大本事,就懂修机器,就认一个理:好好干活,好好养家,不惹事,不贪便宜。,五十一岁,比王福安**岁,是细纱车间的老挡车工,一九五五年进厂,干了二十三年,眼睛因为常年盯着纱线熬得有些花,腰也因为久坐弯了,可手脚依旧麻利,家里里外外的活计,全靠她一手*持。她每月三十八块的工资,加上王福安的,一家三口的生活费,还有三个孩子的开销,全靠这八十块五毛。日子虽紧,可赵桂芬总能把家里安排得妥妥帖帖:煤球码得整整齐齐,衣裳洗得干干净净,补丁打得平平整整,咸菜腌得脆生生的,八仙桌永远擦得锃亮,连院里的泥土路,都被她扫得没有一根杂草。她性子软,心却细,疼孩子,疼丈夫,街坊邻居谁家有难处,她总会搭把手,是工人新村出了名的贤惠媳妇。,王福安是锦州农村的,小时候跟着爹娘逃荒到城里,进了纺织厂才算有了落脚地;赵桂芬是城里的孤女,跟着姑姑长大,十八岁进厂,经人介绍和王福安认识,谈了半年恋爱,扯了张结婚证,就在这小平房里安了家。两人携手走过了二十七年,熬过了三年困难时期,熬过了停工停产的日子,拉扯着三个孩子长大,日子苦,却从没红过脸,唯一的心愿,就是三个孩子能平平安安,有口饭吃,有个安稳的营生。,两女一男,大女儿王春燕,一九六二年生,今年二十四岁;长子王春生,一九六八年生,今年二十岁;幺**春玲,一九七零年生,今年十八岁。三个孩子,各有各的光景,却都随了父母的性子:坚韧,懂事,不抱怨。
大女儿王春燕是家里的老大,也是最让夫妻俩心疼的孩子。一九七零年,知青下乡的浪潮涌到锦州,十六岁的王春燕刚读完初中,就主动报了名,去了锦州北边的彰武县农村插队。那时候家里日子紧,三个孩子都在上学,王福安的工资刚够糊口,春燕想着自已是老大,能替家里减轻点负担,也想着去乡下历练历练,二话不说就填了表。走的那天,天还没亮,赵桂芬给她包了一兜窝头,塞了几块钱,王福安送她到火车站,只说了一句“照顾好自已”,春燕却笑着说“爸妈放心,我能行”。这一走,就是八年。八年里,她只回来过两次,一次是一九七三年**去世,一次是一九七六年探亲,每次回来都瘦得脱了形,皮肤晒得黝黑,手上全是农活磨的茧,可嘴里永远说着“一切都好”。八年的农村生活,把那个梳着齐耳短发、笑起来有梨涡的小姑娘,磨成了一个沉稳坚韧的姑娘,只是那双眼,依旧清亮,藏着对家的牵挂。
去年知青返城的风声刚传出来,春燕就开始往家里写信,问家里的情况,问**什么时候能落地。直到上个月,厂里的通知下来,知青可以凭证明返城,春燕赶紧办了手续,拍了封电报回来,说十月二十七号,坐彰武到锦州的302次列车,十点到站。这封电报,让王家的小院里,多了久违的欢喜,赵桂芬连着几天睡不着,翻来覆去地收拾春燕以前的小床,王福安也难得地在吃饭时多喝了两口酒,嘴里反复说着“回来就好,回来就好”。
长子王春生,是家里的希望。他生得浓眉大眼,随了王福安的模样,性子却比父亲更沉稳,不爱说话,却爱读书。一九七七年冬天,高考恢复的消息传到工人新村时,春生还在纺织厂的临时工车间干活,听到消息的那天,他攥着那张皱巴巴的通知,在纺织厂的**囱下站了一下午,当晚就跟王福安说,要**备考。那时候,工人新村的人都觉得考大学是天方夜谭,不如进厂当工人,吃商品粮,安稳,可王福安没吭声,夜里翻来覆去想了半宿,第二天一早就去厂里给儿子办了停薪留职,把自已攒了五年的二十块钱拿出来,给儿子买了复习资料。春生没让家里失望,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背书,晚上点着煤油灯学到半夜,八仙桌的一半摆着他的书,一半摆着碗筷,赵桂芬每天都给他煮一个鸡蛋,自已和王福安却舍不得吃,就着咸菜啃窝头。去年第一次高考,春生因为准备得太仓促,差了十分落榜,可他没气馁,接着复习,等着今年的第二次高考。他心里憋着一股劲,不仅是为了自已,也是为了兑现姐姐下乡前的叮嘱:“春生,好好读书,等姐回来,看着你考上大学。”
幺**春玲,是家里的开心果。她生得小巧玲珑,随了赵桂芬的眉眼,性子活泼,嘴甜,爱说爱笑,是工人新村巷子里的孩子王。去年高中毕业,她没像春生那样备考,而是直接进了纺织厂,成了细纱车间的学徒工,跟着赵桂芬学挡车。她知道家里日子紧,春生备考需要钱,姐姐回来也需要钱,她想早点挣钱,替家里分担。挡车工的活计累,一天下来要站八个小时,盯着纱线不能走神,可春玲从没喊过苦,每天乐呵呵地去上班,下班回来就帮赵桂芬择菜、做饭、洗衣服,嘴里哼着歌,把家里的气氛搅得热热闹闹的。她和春燕的感情最好,小时候总跟在春燕身后,姐姐去哪她去哪,姐姐下乡后,她每天都盼着姐姐回来,把自已攒的糖、攒的布票,都藏起来,等着给姐姐。
十月二十七号,天还没亮,四点多,王福安就醒了。窗外的天还是墨色的,巷子里静悄悄的,只有几声狗叫,纺织厂的**囱还没冒烟,只有远处的火车站传来一声隐约的火车鸣笛。他轻手轻脚地推开屋门,生怕吵了屋里的人,院门口的煤球炉还压着昨晚的火,他扒开炉灰,添上两块煤球,吹了几口,火苗子就**炉芯烧了起来,淡蓝色的火舌卷着细细的煤烟,飘在微凉的晨雾里。
他摸出兜里的上海牌手表,凑到眼前看了看,表盘已经有些模糊,却是他结婚***时,赵桂芬攒了半年工资给他买的,走了十四年,依旧很准。四点四十分,离上班还有一个小时,他想早点去厂里,把手里的活计早点干完,中午好早点回来,陪春燕吃顿饭。
“咋起这么早?”赵桂芬的声音从屋里传来,紧接着,屋门被推开,她披了件蓝布褂子走了出来,手里攥着一件打了补丁的黑棉袄,递到王福安手里,“天凉了,穿上,昨儿个下了霜,别冻着。”
王福安接过棉袄套上,拉了拉领口,应道:“嗯,细纱车间的两台机器还没修好,早点去拾掇,不耽误出活。”他顿了顿,目光落在巷子口的方向,声音低了些,“春生呢?去火车站了?”
“走了半个多小时了,三点多就起来了,揣了两个窝头,扛着个小板凳,说怕人多,占不着位置。”赵桂芬走到煤球炉边,往上面坐了一口铁锅,舀了瓢水倒进去,“这孩子,心眼实,知道疼他姐,昨儿个激动得半宿没睡,翻来覆去的。”
说起春燕,赵桂芬的眼睛就红了,她抬手抹了抹眼角,伸手摸了摸院门口的咸菜缸,像是在摸什么念想:“八年了,这丫头,从十六岁的小姑娘,熬成二十四了,可算能回了。彰武那地方苦,风沙大,庄稼收成也不好,她一个姑娘家,在那熬了八年,想想就心疼。”
王福安看着妻子,心里也酸涩得很。他不是不心疼女儿,只是他性子木讷,不会说软话,心里的牵挂,都藏在骨子里。八年里,他每次收到春燕的信,都要让赵桂芬念给他听,听到女儿说“一切都好”,他就放心,听到女儿说“厂里都好”,他就欣慰。他总想着,等女儿回来,就托人给她找个活计,最好能进纺织厂,虽然累,可安稳,是工人,吃商品粮,不用再受乡下的苦。
“回来就好,进厂里上班,安稳。”王福安憋了半天,只说出这么一句话。
“嗯,回来就好。”赵桂芬点了点头,往锅里添了几把玉米面,“煮点玉米粥,等春燕回来,喝口热乎的。中午给她擀面条,北方人回家,第一顿得吃面条,顺顺当当的。”她说着,从屋角的面袋里舀了一碗白面,装进瓷碗里。这袋白面,是她攒了好久的粮票换的,平时舍不得吃,只有过节或者家里来人,才会拿出来。
“我去厂里了,中午早点回来。”王福安拍了拍赵桂芬的肩膀,转身走出了小院。他的背影在晨雾里,微微驼着,却很坚实,像院里的老**,默默撑着这个家。
赵桂芬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口,才转身回了院。她开始忙前忙后,把屋里屋外打扫了一遍,拿起扫帚,把院门口的**叶扫干净,又拿起抹布,把八仙桌、板凳、窗台,都擦了一遍,连墙上的奖状,都擦了擦。她走到里屋,拉开靠墙的木板床,这是春燕以前睡的床,铺着一层稻草,上面垫着粗布褥子,她把褥子拿出来,晒在院门口的绳子上,又从柜子里翻出一床新洗的棉被,铺在床上,叠得整整齐齐。这床棉被,是她去年冬天拆洗的,晒得蓬蓬松松,带着阳光的味道,她一直藏着,等着春燕回来。
里屋的门动了动,春玲**眼睛走了出来,头发乱糟糟的,脸上还带着睡意,身上穿着纺织厂的蓝色学徒工服,袖口磨出了毛边。她昨晚在厂里加班,干到后半夜才回来,睡得正香,被院里的动静吵醒了。
“妈,大清早的,忙啥呢?”春玲打了个哈欠,走到水缸边,舀了瓢凉水,洗了把脸,瞬间清醒了不少。
“你姐今天回来,你忘了?”赵桂芬拍了拍她的头,把一个小板凳递给她,“赶紧把头发梳了,帮妈择点白菜,中午炒白菜,再煎两个鸡蛋,你姐爱吃。”
“哎呀,我咋给忘了!春燕姐要回来了!”春玲一下子就跳了起来,眼睛瞪得圆圆的,跑到镜子前,快速地梳了梳头发,扎成一个马尾辫,又跑回来,抢过赵桂芬手里的白菜,“妈,我来择,你歇会儿。我昨儿个攒了半斤水果糖,藏在抽屉里,还有两块花布,是我攒的布票换的,给姐做件新衣裳。”
“你这孩子,还挺有心。”赵桂芬看着女儿,笑着摇了摇头,心里暖暖的。春玲虽然小,却懂事,知道疼姐姐,这几年,攒的糖、攒的钱,都想着姐姐。
母女俩一边择菜,一边聊着春燕。春玲叽叽喳喳地问,“姐回来会不会变样啊?姐在乡下有没有学会种地啊?姐会不会带乡下的好吃的回来啊?”赵桂芬一一答着,眼里满是笑意,嘴里絮叨着,“你姐肯定瘦了,肯定黑了,肯定吃了不少苦”,可嘴角,却一直扬着。
巷子里渐渐热闹了起来,天慢慢亮了,墨色的天变成了青灰色,又慢慢变成了淡蓝色。街坊邻居们陆续起床了,推开屋门的吱呀声,压水井的压水声,女人的说话声,孩子的哭闹声,混在一起,成了工人新村最鲜活的晨曲。
隔壁的张婶推开了门,她是纺织厂的退休女工,今年六十岁,儿子也下乡了,上个月刚回来,进了厂里的搬运车间。她手里端着一碗刚蒸好的玉米面窝头,走到王家院门口,笑着说:“桂芬姐,忙着呢?听说春燕今儿个回来?”
“哎,可不是嘛,十点的火车,春生去接了。”赵桂芬停下手里的活,笑着应道。
“回来就好,回来就好。”张婶叹了口气,把窝头递给赵桂芬,“这窝头,刚蒸的,热乎的,给春燕留着,路上吃。我儿子回来那阵,瘦得跟猴似的,吃了好几天才缓过来。春燕在彰武熬了八年,肯定更苦。”
“谢谢你啊,张婶。”赵桂芬接过窝头,心里暖暖的。工人新村的街坊,都是这样,谁家有啥事,不用喊,大家都会过来搭把手,谁家孩子回来了,都会送点吃的,没有什么大富大贵,却有着最朴实的人情。
“跟我客气啥。”张婶摆了摆手,靠在门框上,和赵桂芬聊了起来,“现在**好了,知青都能回来,高考也恢复了,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。我儿子回来进了厂,虽然累点,可好歹是工人,吃商品粮,我就放心了。春生今年备考,肯定能考上,这孩子,爱读书,懂事。”
“借你吉言,希望能考上。”赵桂芬笑着说,眼里满是期待。
巷口的李大爷也走了过来,他是纺织厂的老门卫,今年六十五岁,看着春燕长大的。他手里拿着一个苹果,递给春玲:“给春燕留着,这苹果,是我闺女从外地寄来的,稀罕物。春燕这孩子,从小就乖,下乡那阵,我还去送了,一晃八年了。”
“谢谢李大爷。”春玲接过苹果,笑得合不拢嘴。
街坊邻居们陆续过来,有的送窝头,有的送咸菜,有的送几块糖,都来问问春燕回来的时间,说着暖心的话。小小的王家小院,一下子热闹了起来,这股热乎气,混着煤烟味,混着饭菜香,飘在巷子里,让这个深秋的早晨,多了几分温暖。
赵桂芬看着院里的街坊,心里暖暖的。她知道,这就是工人新村的情分,你帮我一把,我扶你一下,苦日子一起熬,好日子一起盼,这份情,比什么都珍贵。
锦州火车站坐落在城厢区的东边,离铁西工人新村有四里地,没有公交车,没有自行车,只能靠步行,或者坐三轮车。三轮车要五分钱,王家舍不得花这五分钱,春生就扛着个小板凳,一路步行,往火车站走去。
五点多的锦州,太阳还没升起来,天是淡灰色的,风刮在脸上,带着刺骨的冷,吹得路边的白杨树叶子哗啦哗啦响,落在土路上,被风卷着打旋。春生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,里面套着一件薄毛衣,裤子上打了两个补丁,脚上是一双胶鞋,鞋边开了胶,却擦得干干净净。他怀里揣着两个玉米面窝头,是赵桂芬**蒸的,还有一瓶白开水,装在一个军用水壶里,这水壶是他捡的,刷干净了,一直用着。他手里抱着一本《数学复习资料》,走几步,就停下来,靠在路边的杨树上,看几眼,背几个公式,生怕耽误了备考。
从工人新村到火车站的路,是一条土路,坑坑洼洼的,风一吹,扬起一阵尘土,迷得人睁不开眼睛。路上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,有去纺织厂上班的工人,穿着蓝色的工装,骑着自行车,叮铃铃地从身边经过;有挑着担子去赶集的农民,担子上挑着白菜、萝卜、咸菜,边走边喊;还有几个和春燕一样的知青,背着铺盖卷,拎着木箱,脸上带着疲惫,却也带着归乡的喜悦,往火车站的方向走,应该是刚从外地回来。
路边的墙上,刷着各式各样的标语,有的是旧的,红底白字,“抓**,促生产”,有的是新的,黄底红字,“解放思想,实事求是”,新旧标语挨在一起,像这个时代的缩影,一半是过去,一半是未来。
春生走得不快,一边走,一边看复习资料,一边想着姐姐。他想起八年前,姐姐下乡的那天,也是在这个火车站,天还没亮,姐姐穿着一件蓝布褂子,背着一个帆布包,手里拎着一个小木箱,笑着和爸妈告别,笑着和他告别。那时候他才十二岁,拉着姐姐的手,哭着不让她走,姐姐蹲下来,摸了摸他的头,擦了擦他的眼泪,说:“春生,别哭,姐姐去乡下历练历练,很快就回来。你要好好读书,好好照顾爸妈,等姐姐回来,看着你考上大学,成为家里的第一个***。”
那一句话,成了春生这八年里,最坚定的信念。这八年,他从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,长成了二十岁的青年,从一个懵懂的孩子,变成了一个沉稳的备考青年,他每天都在努力,每天都在坚持,就是为了兑现对姐姐的承诺,就是为了让姐姐回来,能看到一个考上大学的弟弟。
他想起姐姐寄回来的信,信里的字,一笔一划,工工整整,总是说“一切都好,爸妈勿念”,总是问“家里还好吗?春生读书还好吗?春玲听话吗?”他知道,姐姐是怕家里担心,乡下的苦,哪是一句“一切都好”能说得清的。他听去过彰武的人说,那里风沙大,冬天冷,庄稼收成不好,知青们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,吃的是窝头和咸菜,住的是土坯房,冬天没有暖气,只能靠烧柴火取暖。一想到这些,春生的心里就酸酸的,他只想早点接到姐姐,早点把姐姐带回家,让姐姐吃口热饭,睡个安稳觉。
走了一个多小时,快到七点的时候,春生终于到了锦州火车站。这是一座老式的砖楼,不高,只有两层,墙面是红砖砌的,掉了不少皮,门口挂着一个铁皮牌,刻着“锦州站”三个大字,漆皮掉了,露出里面的锈迹。火车站不大,却很热闹,门口挤满了人,有接人的,有送人的,有扛着大包小包的旅客,有推着三轮车的车夫,人声鼎沸,乱中有序。火车站的广播里,放着《东方红》的旋律,断断续续的,混着火车的鸣笛声,还有车夫的吆喝声,成了火车站独有的声音。
春生找了个靠站台的位置,放下小板凳坐了下来,把复习资料放在腿上,一边看书,一边时不时地抬头,看向火车站的入口,心里既激动,又忐忑。他看了看手表,才七点,离火车到站还有三个小时,他想,反正也没事,就趁着这个时间,再看会儿书,多记几个知识点,高考多考一分,就多一分希望。
火车站的人越来越多,有不少知青模样的人,背着铺盖卷,拎着木箱,从火车站里走出来,看到来接自已的家人,就扑过去,抱着家人哭。春生看着他们,心里也跟着激动,他想,等会儿见到姐姐,他会不会也哭?他不知道,他只知道,他想早点见到姐姐,想早点拉着姐姐的手,带姐姐回家。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,八点,九点,九点半,离火车到站的时间越来越近,春生的心里越来越紧张,他合上书,放在一边,眼睛紧紧地盯着火车站的入口,生怕错过姐姐的身影。火车站的大钟,滴答滴答地响着,每一声,都敲在春生的心上。
终于,火车站的大钟敲了十下,悠扬的钟声在火车站的上空回荡。紧接着,广播里传来了甜美的女声,虽然断断续续,却清晰可闻:“各位旅客请注意,由彰武开往锦州的302次列车,已经进站,请接站的旅客,到一号站台等候。”
春生一下子就站了起来,把复习资料塞进口袋,攥着拳头,快步走到一号站台的栏杆边,踮着脚,往火车开来的方向望去。
铁轨延伸向远方,消失在灰蒙蒙的天际里,远处传来了火车的鸣笛声,越来越近,越来越响,一阵轰隆隆的声音过后,一列绿皮火车,缓缓地驶进了站台。火车车身斑驳,掉了不少漆,冒着白烟,车轮与铁轨碰撞,发出哐当哐当的声响,像一首沧桑的歌,唱着归乡的喜悦,也唱着八年的颠沛流离。
火车停稳了,车门打开,乘客们陆续走了下来。有扛着大包小包的农民,有穿着工装的工人,有抱着孩子的妇女,还有一群背着铺盖卷、拎着木箱的知青,他们是这趟车的主力,脸上带着疲惫,却也带着难以掩饰的喜悦,眼神里,满是对家乡的期盼。
春生的眼睛紧紧地盯着人群,一遍又一遍地寻找着,心里的紧张,越来越甚。他的目光扫过每一个知青模样的姑娘,却都不是他的姐姐。他心里有点慌,是不是姐姐没坐这趟车?是不是姐姐出什么事了?
就在他心里胡思乱想的时候,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,在人群的末尾,一个穿着蓝色粗布褂子,扎着马尾辫的姑娘,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,手里拎着一个破旧的木箱,个子不算高,瘦瘦的,皮肤黝黑,可眉眼,却和记忆里的姐姐,一模一样。
是春燕姐,是他的春燕姐!
春生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,他张开嘴,喊了一声,声音哽咽,却很响亮:“姐!春燕姐!”
那姑娘听到了喊声,猛地抬起头,循声望来,看到了栏杆边的春生,愣了愣,随即,眼里涌满了泪水,嘴唇颤抖着,也喊了一声:“春生!”
这一声,喊了八年,喊碎了思念,喊来了归乡。
春燕扔下手里的木箱,快步跑了过来,隔着栏杆,伸出手,紧紧地攥住了春生的手。那双手,粗糙,干裂,布满了茧子,指关节上还有一道小小的疤,可春生却觉得,这双手,比任何时候都温暖,比任何时候都坚实。这双手,曾经牵着他的手,陪他长大;这双手,曾经替他擦眼泪,护着他不受欺负;这双手,曾经在下乡前,摸着他的头,叮嘱他好好读书。
八年了,这双手,终于又握在了一起。
“姐,你可回来了。”春生的声音哽咽着,说不出别的话,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喊着,“姐,你可回来了。”
“春生,姐回来了,姐终于回来了。”春燕的眼泪,像断了线的珠子,不停地往下掉,擦了又流,流了又擦。她看着眼前的弟弟,那个曾经跟在她身后的小不点,那个曾经拉着她的手哭的小男孩,如今已经长成了高高**的青年,浓眉大眼,身形挺拔,只是眼里,满是心疼和喜悦。八年了,她的弟弟,长大了。
姐弟俩隔着栏杆,站在站台边,哭着,笑着,说着,周围的人声鼎沸,仿佛都与他们无关,他们的世界里,只有彼此,只有八年的思念,只有归乡的喜悦。
站台的风,依旧是冷的,吹在脸上,生疼,可他们的心里,却暖烘烘的,像揣着一团火,烧得*烫。
春生接过春燕手里的帆布包和木箱,木箱很沉,里面装着春燕在农村攒下的一点东西,还有给家里人带的礼物:几个晒干的地瓜干,一筐自已腌的咸菜,还有四双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,是给爸妈、春生和春玲做的。这是她在乡下,熬夜纳的,一针一线,都藏着对家的牵挂。
“姐,走,咱回家,爸妈都在家等着呢,妈今早煮了玉米粥,还准备给你擀面条,说让你吃口热乎的。”春生扛着木箱,拎着帆布包,走在前面,回头对春燕说,脸上带着笑,眼里还藏着未干的泪水。
“嗯,回家,咱回家。”春燕点了点头,擦了擦眼泪,跟在弟弟身后,走出了火车站。
她抬起头,看着眼前的锦州城,看着灰蒙蒙的天,看着路边的红砖房,看着熟悉的烟味,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,眼里满是眷恋。八年了,她终于回来了,回到了这座生她养她的城市,回到了她的家,回到了亲人的身边。
她深吸了一口气,空气里满是熟悉的味道,是纺织厂的烟味,是煤烟味,是咸菜香,是家的味道。这一刻,她知道,她的颠沛流离,结束了;她的归乡之路,走到了尽头;她的家,就在前方。
风依旧刮着,却不再觉得冷;天依旧是灰的,却不再觉得压抑。阳光透过云层,洒下淡淡的光,落在姐弟俩的身上,落在他们脚下的土路上,留下一串长长的,相依相偎的脚印。
铁西工人新村的三巷十七号,赵桂芬和春玲早已等在了巷口,伸着脖子,往火车站的方向望。赵桂芬手里攥着一件花布袄,是她攒了布票换的,给春燕做的,生怕女儿回来冻着。春玲手里拿着一个糖罐,里面装着她攒的水果糖,蹦蹦跳跳的,时不时地喊一声:“姐怎么还没来?姐怎么还没来?”
巷子里的街坊邻居,也都凑在了巷口,张婶、李大爷、王大妈,都笑着,等着看王家的大姑娘。大家都知道,王家的大丫头,熬了八年,终于回来了。
远远地,他们看到了两个身影,一个高高**的青年,扛着木箱,一个瘦瘦的姑娘,跟在他身后,一步步走来,越来越近,越来越清晰。
“回来了!春燕回来了!”春玲第一个喊了出来,蹦蹦跳跳地跑了过去。
赵桂芬的腿一软,差点站不住,张婶赶紧扶了她一把。她看着那个朝她走来的姑娘,那个她想了八年,念了八年,疼了八年的女儿,那个十六岁离开家,二十四岁才回来的女儿,嘴里喊着:“燕儿,我的燕儿!”就跌跌撞撞地跑了过去。
春燕看到了母亲,看到了那个头发已经有了白发,腰也弯了的母亲,看到了那个眼里满是泪水,脸上满是喜悦的母亲,再也忍不住,扑进了赵桂芬的怀里,放声大哭:“妈!妈!我回来了!我想你,想爸,想家里的一切!”
赵桂芬紧紧地抱着女儿,像抱着失而复得的珍宝,拍着她的背,哭着说:“回来就好,回来就好,妈在,爸在,家在,一切都在。”
这一抱,抱了八年,抱尽了思念,抱尽了牵挂,抱尽了所有的苦与累。
巷口的街坊邻居们,都红了眼睛,有的抹着眼泪,有的笑着说:“回来就好,回来就好。”小小的巷口,被温暖包围着,这股温暖,混着人间烟火,飘在工人新村的上空,飘在锦州城的上空,飘在一九七八年的深秋里。
王福安从厂里回来了,手里拎着一瓶白酒,这是他攒了好久的钱买的,平时舍不得喝,今天,他要喝一杯,庆祝女儿回家。他走到巷口,看到抱着女儿哭的妻子,看到笑着的儿子和小女儿,看到围在旁边的街坊,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,眼里也藏着泪水。他走过去,拍了拍春燕的肩膀,憋了半天,只说出了一句话,却是他心里最想说的话:“燕儿,回来就好。”
“爸。”春燕抬起头,看着父亲,喊了一声,又哭了起来。
夕阳西下,纺织厂的**囱,依旧吐着青白的烟,落在工人新村的上空,给红砖房镀上了一层淡淡的暖光。王家的小院里,飘着饭菜的香味,八仙桌上摆着炒白菜、煎鸡蛋、腌萝卜干,还有一碗热腾腾的手擀面,上面卧着两个荷包蛋。
春燕坐在桌旁,捧着一碗热面条,吃了一口,熟悉的味道,熨帖了她八年的颠沛流离,熨帖了她八年的思念。她看着眼前的家人:父亲坐在旁边,抿着白酒,脸上带着笑;母亲坐在她身边,不停地给她夹菜,眼里满是疼爱;弟弟和妹妹坐在对面,笑着看着她,不停地问她乡下的事。
她看着院里的老**,看着院门口的咸菜缸,看着墙上的奖状,看着熟悉的一切,心里暖暖的,满满的。
八年的颠沛,终抵不过家的温暖;八年的思念,终在这一刻,落了地。
窗外的风,依旧刮着,可屋里的温度,却暖得像春天。
一九七八年的深秋,王家的归燕,踏着尘土,终于回了巢。
而这座辽沈工业城,这片烟火缭绕的工人新村,还有无数像王家一样的家庭,都在这深秋的风里,盼着,等着,看着属于他们的春天,一点点,向他们走来。
巷子里的街坊邻居,还在说着王家大姑娘回来的事,声音热热闹闹的,混着饭菜香,混着煤烟味,混着纺织厂的机器声,揉成了最真实的人间烟火,在锦州城的上空,久久不散。
这烟火,是日子,是希望,是亲情,是千千万万普通人,在岁月里,守着彼此,好好生活的底气。
而属于王家的故事,属于城厢里的日子,也从这只归燕的归来,正式拉开了序幕。